愿拼男儿五尺躯 甘洒热血写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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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孟晋烈士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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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孟晋(1920年~1949年),又名张宝玉、张野立,男,四川省大竹县人,东北大学政治系毕业。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47年加入澳门新葡8455最新网站。张孟晋曾创办中国会计专修学校,先后任大信高级商业职业学校校长、松花江中学教员、建川中学总务主任。长期从事学生运动和民主党派工作,参加争民主、反内战的各种政治活动。1947年~1948年,曾参与出版地下刊物《突击》。1948年6月,奉中共地下党指示,为支援华莹山武装起义,到香港筹集经费,返渝后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狱中多次遭受毒刑,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1949年11月27日,张孟晋在渣滓洞大屠杀中英勇殉难,年仅29岁。


少年艰辛 初立革命志向

张孟晋是四川省大竹县高穴镇人,生于1920年3月21日,原名张宝玉,加入中共时的名字为张野立,大学毕业后改名张孟晋。


大竹县高穴镇的张氏家族是当地世代书香的名门望族,张孟晋的祖父是前清秀才,能文善诗,誉满乡里。张氏家族自聘塾师,为幼子辅读《四书》、《五经》。张孟晋的父亲张国政排行居长,二叔早年夭折;三叔张国忠,又名张克勤,就读于武汉第二中山大学,早年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为逃避追捕潜往南洋。


张孟晋的父亲张国政自幼秉承家训,潜心诵读孔孟之书,在“五四”婚姻自由影响下,与王淑珍结婚。张孟晋的祖父逝世后,由张国政继承祖业,操持家务。1926年,地方军阀割据自雄,连年混战,各地为自保成立团练局和团练队。张国政也当上了高穴镇团练队的团总,在武汉参加革命的胞弟张国忠常来信劝告其兄不要欺压老百姓,要为地方做好事。因此,张国政将一切职权交给副团总,把主要精力放在场镇街道建设上。在其任内的两年多,发动各阶层人士,自筹资金修建钟楼,扩宽全镇街道,修建整齐划一的崭新铺面,建立牲畜、粮食交易市场。1929年春,军阀混战越演越烈,民不聊生,张国政毅然辞去团总职务。从此,赋闲在家,不问世事。同年秋,张孟晋的生母王淑珍因病去世。1930年,张国政与刘代芳结婚。1934年春,张国政染重病去世。


张孟晋九岁丧母、十四岁亡父后,又经历了一场人生变故。张氏宗族的族长借宗法强行接管了张国政的百余石田产,除供给遗孀及子女的基本生活费以外,其余全部为其侵吞。在无可奈何之下,张孟晋的继母只能带上张孟晋兄妹回到乡下娘家。从此,张孟晋在刘氏外婆家过了几年农家生活,这对张孟晋形成勤劳朴实的性格产生了影响。


张孟晋的父亲和生母都有一些学问,常给幼年的张孟晋讲文天祥、岳飞、史可法、戚继光的故事。张孟晋五、六岁时,开始认识字块,诵读古诗。8岁时入高穴镇小学,各门功课均属优秀,考试名列前茅。张孟晋14岁时考入大竹县立中学读初中,这时因屡遭不幸,家境衰落,因此,他发奋读书,努力学好各门功课,还抽空到图书馆借阅各种书刊。当时的大竹县立中学国文老师卢子舟对张孟晋影响很大,他在卢老先生的引导下,喜读熟背屈原、岳飞、范仲淹、文天祥等古代爱国贤人的诗文名篇,培养了他的爱国奋发的情怀。1934年冬,张孟晋的继母又因病去世。这时,张孟晋兄妹生活困难,无钱为继母办理丧事。曾与张孟晋的三叔张国忠参加过大革命的堂兄张有德据理力争,从族长手里,为张孟晋兄妹夺回了全部田产和房屋,才使张孟晋得以办完继母丧事,继续求学。


张孟晋在大竹县中学读书时期,行侠仗义,嫉恶如仇,爱憎分明。对一些家庭经济困难、无钱交纳学费的同学,经常解囊相助。对学校事务人员贪污伙食费的行为,邀集同学进行斗争。在县教育局局长调戏女中学生的事件中,张孟晋挺身而出,组织各班代表开会,发布全校罢课、要求惩办教育局长等项决议,得到校长、教务主任和教师们的支撑,一同前去县政府**,县长不得不答应了学校师生的要求。


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于民族危亡之中,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东北“九? 一八”事变,1935年又把侵略魔爪伸向华北五省,加紧制造“华北自治”。中国共产党为挽救民族危亡,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在民族危机面前,北平爆发了影响全国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四川省大竹县也开展了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张孟晋在进步教师刘先慎(曾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的教育下,积极投入大竹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出壁报、召开座谈会、抗战宣传队、上街演出话剧等活动。


张孟晋的家乡大竹县地处川北是红四方面军的活动范围和游击区,1932年到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川北和陕南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苏维埃政府,开辟了面积达42000多平方公里、人口700余万的革命根据地。在川陕革命根据地里,打土豪、分田地,到处是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当时,大竹县中学的刘先慎等进步老师经常向学生宣传红四方面军的胜利和川陕边革命根据地的新气象。堂兄张有德也经常对张孟晋讲大革命时期三叔张国忠及几位同乡在武汉、上海参加革命工作的情况,并联系当时的川陕革命形势进行讲解,说明这是共产党搞土地革命发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这对青年张孟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常常聚集在一起,讨论抗战形势和川陕革命形势,大家相互勉励今后要走革命的道路。从此,张孟晋萌发了“立下革命志,舍此无他求”的意念和志向。


参加学生运动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春,张孟晋从大竹县来到四川省中心城市—成都,在成都大同中学读高中。在1937年的“七?七”芦沟桥事变后,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在中共川康特委的领导下,成都的救亡运动风起云涌。1937年夏,北平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和学联代表到成都联系学联工作,成都“民先队”和学联发动全市大中学生,组织了盛大的欢迎联欢会。在成都师范读书的同乡和老同学阳为龙是民先队员,他向张孟晋讲述了这次会议的精神,使张孟晋深受教育。当时成都出版发行了《抗日先锋》、《战时学生周刊》、《全民抗战》、《大声周刊》等一批进步刊物,张孟晋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这些刊物。


1938年7月7日,成都各界人民在少城公园举行抗日战争一周年纪念大会,《大声周刊》社长车耀先(中共川康特委负责人)登台讲演,他在演讲时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并高呼抗日救亡口号。张孟晋参 加了这次大会,现场聆听了车耀先的演讲,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振奋。返校后他发动大同中学的同学,在街头巷尾、茶馆、酒楼、影戏院等处,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募捐寒衣慰问前方抗日战士等活动。组织部分同学,在逢场日奔赴郊区场镇和农村,采取办壁报、讲演、歌咏、活报剧等形式,向农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他们到城镇街道和农村场镇,向群众教唱《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救亡曲》等抗日救亡的歌曲,鼓动广大群众的救亡热忱,鼓舞民众坚持抗战的意志。


1938年夏,张孟晋在大竹中学的同学尹光荣也来到成都大同中学。9月,尹光荣在阳为龙的帮助下,考入省立成都师范学校。从此,阳为龙、尹光荣、张孟晋三人经常在一起,交流学习心得,商议抗日救亡运动的有关问题。1938年,阳为龙加入中共,经他的先容,尹光荣于1939年5月加入中共。在阳为龙、尹光荣的引导下,张孟晋逐渐接受了共产党的影响。1939年11月,他们三人一起欢送肖梦石(中共党员)去延安。这对张孟晋产生了很大的思想震动,他向中共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要求和肖梦石一道去延安学习。1940年1月10日,由尹光荣先容,中共成都师范支委会讨论通过,上级领导人赵筱村谈话后,批准张孟晋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组织指示张孟晋就地坚持斗争,暂不去延安。


1940年7月,张孟晋在成都大同中学高中毕业后,暑期考进了战时迁入四川省三台县的国立东北大学政治系。按照当时“转地不转党”的规定,张孟晋到东北大学读书后,由仍在成都师范的尹光荣和张孟晋单线联系。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进攻解放区的同时,把魔爪伸向国统区的中共组织和救亡运动,制造了所谓“成都抢米事件”,到处搜查和抓捕共产党员。3月18日,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和军委书记车耀先被捕。为了应对突然事变,成都地区的中共组织采取了转移、分散、隐蔽的措施。根据上级指示,尹光荣向张孟晋传达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的方针。1941年9月,中共成都师范支部书记牟文元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因此也使尹光荣、张孟晋失去了组织联系。


张孟晋在与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仍然独立地开展革命工作。他按照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关于“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指示精神,坚持勤奋学习大学本科专业课程,研读马列经典著作;组织“耕耘读书会”,阅读进步书籍报刊,担任耕耘社编辑,办耕耘墙报,撰写文章;经常组织班级、年级篮球友谊赛,广交朋友,团结同学;支撑进步同学当选学生自治会干部;组织东北大学的大竹县同乡会,调解东北人与四川人的关系,消除隔阂,加强团结和互助。


求职办学 投身民主运动

1944年夏,张孟晋从东北大学毕业后来到重庆。他按照上级领导提出的“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合法化”的指示,在重庆谋求社会职业。经堂兄张有德的先容,认识了同乡徐代位(又名徐树人)。徐代位是张孟晋的三叔张国忠在大革命时期的战友,早在武汉第二中山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斗争。虽然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中脱离了中共组织关系,但仍然积极为党工作。抗战爆发后,他回到家乡大竹县杨通乡,变卖田产,动员族人捐献,创办徐氏小学,在偏僻乡村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恢复中共组织关系后,发展党员,建立支部,徐氏小学成为一个革命据点。徐代位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告诉张孟晋:“我在失掉组织关系后,回家乡办学,也是对党的贡献,这是很有意义的事业”。这番话对张孟晋的启发很大,经徐代位的先容,1944年8月,张孟晋到重庆江北柏溪的中国会计专修学校担任教员,1945年2月至1946年1月,先后担任该校训育主任、教务主任。


当时,徐代位在重庆管家巷28号育才学校城区办事处工作,常约张孟晋去该处参加由中共组织举行的形势报告会,逐步与一批社会进步人士相识。1945年初,张孟晋与周西平交往熟悉之后,向他摆谈了自己的情况,并打听“东北大学读书时的一个同学”,意即寻找党的关系。周西平将张孟晋的情况向中共南方局青年组刘光作了汇报,刘光约张孟晋到德兴里39号(新华日报宿舍)去谈话,刘光要求张孟晋在学校立足,做好青年学生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今后与张黎群、朱语今多联系。从此,张孟晋虽然仍未恢复中共组织关系,但在南方局青年组的领导下,开始从事学运和统战工作。


中国会计专修学校原来是大竹县商人廖达斋、陈继奎等人开办的,但他们是以办学赚钱为目的,把学费弄去搞投机生意,学校董事会是空架子,没过多久学校就难以维持了,连教师工资也不能按时发放。张孟晋在征求了徐代位和刘光的意见后,1946年2月,担任这所学校的副校长,实际代行校长职务,开始着手改组董事会。为了解决学校的经费问题,张孟晋将家产和收租转为办学经费,还四处奔跑,东借西贷,后来又争取到菲律宾的三叔张国忠的资助,才艰难地将学校维持下去。1946年8月,中国会计专修学校改为私立大信高级商业职业学校,张孟晋担任校长。该校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三年,学生达260人。在江北柏溪办了一个学期后,搬迁至重庆小龙坎龙泉巷新校舍。


张孟晋聘请了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担任教员,先后聘请王照林、尹光荣担任训育主任,刘定担任教务主任,阳为龙、王古泽、刘世杰、杜中平、马东山、刘文亮、王佩珍、钱远铎等担任教员。1947年2月,学校搬迁后,又聘请郭一帆担任训育主任,尹光荣担任教务主任,钟骆南等担任教员。这所学校实际上成为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据点。虽然学校的经费困难,教职员工的薪金微薄,但大家志同道合,团结友爱,精神愉快。张孟晋、尹光荣、阳为龙,刘定、王古泽等人因种种原因,都与中共组织尚未接上关系,他们心照不宣自发地定期开展活动,同时也把其他进步教师编成小组。组织学习《新华日报》和《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毛主席的文章。在这些教师的教育下,这所职业学校的学生既有会计专业常识,更具有进步思想。


抗战时期,国内外政治风云变幻,围绕团结抗战、争取民主,反对内战、投降和独裁,各种政治势力在战时陪都—重庆展开了激烈的交锋。1941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由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澳门新葡8455最新网站前身)、青年党、国社党、救国会、乡建社、职教社在重庆联合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是一个具有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同盟。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称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容许个人参加组织。在民主革命时期,民盟对于团结中间党派,争取民主,反对内战,争取抗战胜利和建立新中国,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时有许多进步人士纷纷加入民盟,一些中共党员也以民盟的身份参加社会政治活动。根据中共南方局青年组负责人刘光的指示,张孟晋于1945年冬,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参加了民盟组织的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各种活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28日,中共领袖毛爷爷应邀来重庆与国民党谈判。10月10日,国共代表正式签署《会谈纪要》(双十协定)。张孟晋当时在学校组织了青年学生和积极分子学习《纪要》和有关文章。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后,重庆各界举行集会,发表声明或通电抗议,张孟晋参加了抗议和募捐慰问活动。1946年1月和2月先后发生“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张孟晋和《民主报》记者一道,在参加集会时,面对国民党特务没有退缩,头和手等多处被木棒击伤,在严峻的斗争中,更加激发了张孟晋的坚强斗志。7月,国民党特务先后在昆明杀害了民主战士李公朴和闻一多,再次激起了重庆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怒,7月28日,陪都各界群众6000余人隆重举行“李闻追悼大会”。民盟中委、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因遭受国民党特务迫害,积劳成疾在上海病逝。8月4日,重庆各界人士1000余人举行陶行知追悼大会。在两次追悼大会中,张孟晋参加了民盟的服务工作,邀约了有关人士参加追悼大会。“沈崇事件”后,爆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抗暴风潮,1947年1月3日,重庆31所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在重庆大学集会,成立“重庆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3日~7日举行全市总罢课,6日,全市15000多学校师生举行示威大游行。大信高级商业职业学校校长张孟晋响应重庆市学联的号召,支撑学校师生举行罢课,并带领师生加入到游行示威的行列。1947年5月,全国各大城市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重庆沙磁区、九龙坡区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的学生发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游行,成立“重庆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联合委员会”。大信商校响应联合会的号召,张孟晋带领部分教师和全校学生参加示威游行,沿途带领学生高呼“争温饱、反饥饿,争和平、反内战,争民主、反迫害”等口号。在这一时期,1947年6月~8月,张孟晋还兼任《西南日报》的记者。


1947年上学期,大信高级商业职业学校原董事长廖达斋拉进一个新董事朱敬民,并来学校教书,此人是青帮头子,社会关系复杂,与国民党特务往来密切。他在教《公民》课时漫骂共产党,张孟晋多次与朱敬民作斗争。为了安全起见,张孟晋决定于暑假撤离大信商校,他怀着痛惜的心情,不得不离开自己苦心经营的这所学校。


1947年夏,张孟晋与周通群女士结婚,在重庆南国大厦拍摄的结婚照是唯一留存的照片,张孟晋烈士的遗照就取自这张照片。举行结婚仪式时,大信商校的同事和好友尹光荣、徐代位等20多人前去祝贺,并签名留念。


1947年暑假,张孟晋回到大竹县老家。大竹县周边地区的梁(山)、达(县)、大(竹)边区游击根据地,正在酝酿反抗国民党的武装起义。这时,徐代位已回到大竹县与先期到达中共党员徐相应、徐永培、陈晓等一起组织农民武装进行“三抗”斗争。张孟晋与堂兄张有德商量抓紧卖掉全部田产,筹款买枪支弹药支援武装起义。但因当时“三抗”斗争搞得火热,有钱人不敢买田地,未能实现其计划。


加入农工民主党 参与编辑地下刊物《突击》

1947年8月,张孟晋从大竹回到重庆后,经王梅园(中共党员、农工党员)先容到重庆巴县渔洞镇松花江中学教书。该校校长杨修平思想进步,聘任了一批进步老师,其中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民主党派成员和进步青年。聘请郭仲衡(农工党员)任教务主任,贺一然(中共党员)任训育主任,王梅园、许智伟、张孟晋、宋融、徐明松、常德群、章伯骏(农工党员)、张贵云(农工党员)等担任教师。郭仲衡、章伯骏是一对夫妻,章伯骏是农工党中央主席章伯钧的妹妹。张孟晋在与王梅园、郭仲衡等人的交往中,逐步了解和认识了澳门新葡8455最新网站,在松花江中学期间加入了农工党。


农工民主党是目前八个民主党派中成立时间最早的民主党派。1930年,国民党著名左派领袖邓演达等在上海创立该党,当时的党名为“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5年,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31年,邓演达被蒋介石暗害后,该党在黄琪翔、章伯钧等人的领导下,继续坚持开展革命斗争。1947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决定正式改党名为澳门新葡8455最新网站(简称农工党),选举章伯钧为中央实行委员会主席。农工党确立的基本路线是“同共产党密切合作,参加和支撑民盟”,基本方针是“为和平民主而斗争”。四干会议后,农工党陆续在全国近二十个省市和地区整顿和建立地方组织。1947年3月,在农工党中央实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郭则沉的引导下,成立了农工民主党重庆市党部。到1948年,全市党员约有300余人,主要是中小学教员、工商界人士、工人、大学学生,分布在市区、市郊、四川省东北和西部。


1947年5月31日,国民党成都、重庆当局发布深夜戒严令,疯狂进行大逮捕,6月2日,进步人士约有200余人被捕。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强令解散民盟,民盟、农工党等民主党派被迫完全转入地下斗争。10月18日,国民党特务计划逮捕郭则沉,在农工党同志的帮助下,郭则沉离渝赴沪。王善继、郝景帆等相继离渝。据1948年3月12日农工党重庆市党部向农工民主党中央党部的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工作报告》)记载:“重庆市党部于民国三十六年三月正式成立。一年来,重庆政治形势日趋黑暗,公开负责同志,有遭逮捕者,有被迫而转移地区者。党的组织由半公开状态而全部转入地下,市党部负责人选,为发挥机动作用,亦几次更动……”。“重庆市党部实行委员会由王善继、郭仲衡、章培毅、李正清、王梅园等九人组成。主任委员王善继(离渝期间由郭仲衡代理),重庆发言人章培毅,秘书处主任郭仲衡,组织委员会主任王希哲、副主任王梅园……”1947年秋,农工党中央决定由郭仲衡代理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兼秘书,王梅园负责组织,章培毅负责宣传。


当时,重庆的地下刊物有中共地下党办的《挺进》报,民盟办的《反攻》。在贺一然、王梅园、许智伟等人的筹划下,把松花江中学作为地下斗争的一个活动据点,大家一面教书,一面为党工作。经过串连,于9月中旬召开筹备会研究决定,搞一个地下刊物,定名为《突击》。因《挺进》报强调城市工作,以消息报道为主,《突击》则强调农村工作,以评论文章为主,着重报道解放战争的形势,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罪行,号召革命青年到群众中去、到农村去,组织武装力量进行斗争。《突击》为16开油印刊物,不定期发行,由王梅园担任主编,成立了《突击》社,主要成员由贺一然、郭仲衡、王梅园、张孟晋、许智伟、宋融、徐明松等7人组成。农工党重庆市党部《工作报告》对此的记载是:“出版油印刊物订名「突击」,内容分资讯报道、时局评论及工作方法,每期发行五百份,以学生及工人为对象。……加强「突击」内容,扩大「突击」发行网。……”


1948年1月,尹光荣在北碚乡村建设学院由吕裴然恢复了中共组织关系,经尹光荣报上级组织批准,同月,也恢复了张孟晋的中共组织关系。


1948年2月,由于松花江中学发生情况变化,郭仲衡、张孟晋、章伯骏、张贵云等转到江北董家溪建川中学任教,张孟晋担任该校总务主任。建川中学校长邓后炎(民革重庆地下组织负责人)是一位思想进步的教育行家,他们在教学上和各项活动中合作默契,把学校搞得有声有色。建川中学又成为一个地下活动据点,《突击》社在这里继续活动,他们在王梅园家两次召开秘密会议,推郭仲衡与中共地下党接头,与《挺进报》、《反攻》交换资料,每期《突击》均送中共地下党研究。到1948年6月止,《突击》共出刊10余期,每期印刷300-600份。


筹款支援武装起义 坚持狱中斗争

1947年9月,中共重庆地下市委确立了“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城市支援农村,发动游击战争。”的工作方针。1948年1月8日,发动云(阳)、奉(节)、两巫(巫山、巫溪)武装起义,1月17日,在达县虎南区举行上川东一工委会议,决定迅速加强地下党的建设和扩大武装,以巩固梁山、达县、大竹边区的游击根据地,并积极发动华莹山武装起义。


为了给华莹山武装起义筹集经费,受中共地下党的委托,张孟晋向旅居菲律宾马尼拉的三叔张国忠筹措钱款,张孟晋先写信约定他的三叔在香港晤面。得到他三叔的回信同意后,张孟晋向学校请假,校长邓后炎极力赞成和支撑,除写信给义生钱庄为张孟晋借足路费外,并为他代买赴港机票,以“建川中学购买教学仪器”为名,于1948年6月13日,张孟晋离渝赴港。在香港期间曾与农工党中央主席章伯钧见面,得到农工党中央对重庆市党部的指示。


张孟晋的赴港行踪不幸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邮检组侦破,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兼侦防处处长徐远举专门派出特务准备伺机逮捕。张孟晋离渝后,就有身份不明的人去张孟晋家探问其夫人周通群:“张孟晋到那里去了?多久回来?”。6月20日,张孟晋由香港乘机返回重庆后,周通群对他说:“有人来查问过你,风声不对,你要出去躲一下才好”。张孟晋表示:“未得到组织的通知,我不能走”。


6月23日,张孟晋和周通群进城,用香港带回的钱到义生钱庄还借款。下午返回建川中学时,被早已埋伏在董家溪街上茶馆的四名彪形大汉拦住,这些特务手持左**,厉声问道:“你是张孟晋吗?”这时张孟晋竭力保持沉着,从容地答道:“你们问这个干什么?”一个吊晴歪嘴满脸络腮胡的特务,拿着手枪对着张孟晋的胸膛,露出狰狞的凶相说道:“哈哈!你被捕了,请乖乖地带上这块不要钱的‘手表’,跟大家一道走吧”。


张孟晋被捕之后,最初被关押位于重庆老街32号“慈居”的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二处,这里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看守所。在审讯和拷打中,张孟晋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一句真情。为营救张孟晋,他的妹妹张宝明回大竹县老家筹集了200块大洋,周通群与邓后炎、郭仲衡、肖光纯商量后,决定把这笔款项交给建川中学军训教官陈兰亭,请他前往西南长官公署看守所,伺机进行活动。张孟晋乘敌人不备之际,用火柴梗在“万金油”仿单上写便条交陈兰亭带回,这张便条上写道:“我生了一场小病,但还能支撑,请速送点常用药品来”。这是张孟晋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用隐语传出的信息,“小病”意即受了刑讯,“还能支撑”意即坚贞不屈,“速送药品来”意即设法营救。当时,中共地下党经过研究,认为敌人尚未完全弄清张孟晋的情况,迅速采取措施,可能有营救出来的希翼。经过多方努力,再次交钱托人,希翼放出张孟晋,但受托人提出索要十根金条的条件。在尚未把营救款筹齐时,国民党当局于7月20日,就将张孟晋押送至重庆歌乐山中美技术合作所集中营,囚于渣滓洞监狱楼二室。当时,农工党重庆市党部负责人李正清、郭仲衡等人,也通过各种渠道打听消息,设法营救未果。



在渣滓洞监狱里,敌人对张孟晋多次刑讯(上图为渣滓洞看守所刑讯室),施以极其残酷的老虎凳、鸭儿浮水、火背兜、电刑等近10种毒刑,把张孟晋整得死去活来,遍体鳞伤。但张孟晋忠贞不屈,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痛骂特务,只字不吐党的机密。当特务用尽了各种鬼蜮伎俩一无所获时,无奈地叹息道:“张孟晋很不老实,什么东西也问不出来。”随后,敌人又改变花招,使用软的一套来对付张孟晋。特务们对张孟晋说:“张先生,你爱人很想你出去,这事情很好办,只不过暂时委屈你一下,只要你肯为大家的《新生》壁报写篇文章,就立马可以让你恢复自由。”张孟晋心里明白,这是特务们玩弄的骗人花招,便坚决地拒绝了这片“好意”。



张孟晋在渣滓洞监狱度过的一年多时间里,一边与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一边同情和关怀同牢难友,经常与难友互相勉励坚守革命立场和气节。他常对难友们说:“大家是为了革命才入狱坐牢的,就是牺牲了也是光荣的,敌人要大家为《新生》报写文章,这实质上是要大家悔过,大家本来就是正义的,没有错,也就无过可悔。” 同室难友吕斐然因遭受“老虎凳”酷刑,腿部严重受伤,张孟晋关切地给他洗伤口、按摩和添饭送水,还鼓励他:“不要难过,要坚持斗争,坚持就是胜利。”后来吕斐然有幸获救出狱,每当他谈到这段往事时,就情不自禁地怀念张孟晋烈士。曾与张孟晋在同一牢房的先后有余祖胜、吕斐然、杨益言、金成林等20余人,其中有一人名叫李青萍,是国民党的清共委员,因故得罪了其主子,也被关押到渣滓洞监狱,为了保持警惕,张孟晋和吕斐然、杨益言等把此人隔离起来,使他无法获知狱中内部情况。渣滓洞监狱的各牢室间设法保持相互联系,张孟晋所在的楼二室与楼三室也开设了一条地下通道,互相传递纸条,张孟晋的同室难友都尽力加以保护,这条通道始终未被敌人发现。


在不断传来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喜讯时,1949年春节前夕,渣滓洞各牢房的难友利用放风和地下通道等方式传递信息,暗中酝酿举行了著名的狱中春节联欢活动,在楼二室门上贴出了“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春联,张孟晋与难友们尽情地参加了这难得的联欢会。张孟晋还参加了“龙光章烈士追悼会”、庆祝“狱中之花”诞生等活动。张孟晋还在狱中赋诗一首:“革命青春红似火,壮志未酬誓不休。愿拼男儿五尺躯,甘洒热血写春秋。”表现了一个革命者视死如归、乐观向上的革命情操,这也是唯一留存的张孟晋的遗诗。


1949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进军西南,兵临重庆城下,国民党当局见大势已去,在末日来临前和怆惶逃命之际,对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志士进行了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一、二七”大血案,300多位革命志士被集体屠杀。实行大屠杀命令的特务们,将楼上各牢房的全体难友集中到楼下牢房,然后关上牢门开枪射击。在刽子手“哒哒哒…”的机枪声中,一串串罪恶的子弹穿过牢房的门窗,射向革命志士的身体,他们一个又一个英勇地倒在血泊之中。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张孟晋与其他难友一起鼓足勇气,在枪声和烟火弥漫之中,夺门而出,向牢房外面围墙的缺口处冲去。可是,罪恶的子弹射向了张孟晋的胸膛,他奋力高呼口号,倒在了冲向缺口的难友们的尸体之中。张孟晋牺牲在黎明前最后一个黑夜,牢里度春秋,枪下做鬼雄,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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